我院曹丹等4位青年教师入选学校“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2）现场发生的事件，需要及时处理的。

[53] 邓小平，见前注32，页373-374。至少在本文的论述脉络中，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结为中国在改革时代所运转的一种反定型化的宪制系统，正如相关论述中所阐释的地方试验、宪法变通、区域竞争、学习和适应能力，反定型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同一性和差异性、中央控制和地方试验之间的矛盾，两个积极性作为宪法策略摆脱了时间维度内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而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空间维度内的"辽阔博大"和"包罗万象"，由此实现了各得其所的调适。

在北京的政治动力不足或者难以启动之时，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通常都会选择到地方寻找变革的原动力，这种在共和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行为方式有着内嵌于差序格局之政治空间的合理逻辑。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关于"大胆试"，邓小平在深圳时曾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51]这就再一次限定了"大胆试"，这种在差序格局内因地制宜的走一步看一步的试验，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错误代价。"通过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诚然，邓小平的大部分论述既没有做到"法言法语"，又未直接涉及形式上的法律或宪法议题。（德）韩博天："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第四，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虽然他正常的科研教学被政治运动无情阻断干扰，但他一直理性的思考和观察中国当时存在的种种政治法律问题。

只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光芒才能穿透历史的尘埃，照射在当下的大地上，他的理论贡献将会永远留在中国宪政发展的史册上。1.法治观在谈到法治时，龚祥瑞主要通过法与秩序、法治与自由、法治与政权、法治与政治责任这四组概念进行比较来展开论证。龚祥瑞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政治自由保障的经验：首先，自由也应当有所限制，当言论危机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时，言论自由应当受到限制，但是法律限制自由的程度不能超越其保障全体公民权利的要求。在现代社会，制定细则的主体范围很广，因而很难和立法工作完全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龚祥瑞还是一位卓越的宪政教育家，他身体力行的宣传宪政理念，把推动未来中国宪政发展的期望寄予后来者，因此他对教育培养年轻人抱有极大热情。[31] 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21页。

三是，设置和加强司法机关，使上述原理付诸实现。他还提出，现代国家是一个行政国，各种立法条文细则种类繁多，有的更加涉及专业化的东西，采用直接民主有违效率原则。[15]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13]龚祥瑞认为，格林对于不服从具体的法令和不服从法律不加以区别，对于政变和革命也没有区别，这是其理论的谬误所在。

[22]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175页。[21]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跟随考察团出访美国、英国期间，他观察到美国从自由放任主义到国家计划管理的转变，从感性上理解了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分权制度，并写出了《英美文官制的新发展》等书。但这个经历对龚祥瑞后来在宪政研究中反复强调人性中坠落、陷溺、懈怠因素，特别是要对人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警惕和防范（即后来思想史家张灏所谓的幽暗意识）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

第二，论及中国现实问题时，他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原理的要求和我国现实政治体制的客观情形，主张充分发挥宪法的规范性，按照宪政的要求改革、完善现有制度。[1]第二，国外留学时期，他的治学和研究方向基本奠定。

第三，1949年前的教书岁月以及在政府中的短暂经历，使得他的宪政观既具有纵横中外的宏大气象，又有脚踏实地的风格。对中国宪法存在的问题，他直言不讳，虽然受到指责批评，仍然矢志不渝，始终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孜孜不倦的传播宪政精义，成为中国宪法学说史上的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2. 完善中国宪政的目标与途径龚祥瑞对中国未来宪法的基本定位是：宪法是政治法，是治国之法，治官之法，是从崇尚个性解放，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身、言论出版等自由，遏止暴政、苛政，保障公民利益出发的。第三，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翻开四篇宪法序言，都是一个党派取得成果和记录的展示，千篇一律都是歌功颂德，给人感觉有权就有一切，权力高于一切。关于宪法的价值在于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等真知灼见，不仅在20余年前振聋发聩，至今仍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英国的权利平等，其精义不在于争人权，而是着重于立法、司法对行政的牵制，尤其是以司法机关来防止行政的违法。

他在其所处的那个时代，虽持论中允，但立场鲜明的支持宪政改革，主张规范主义的宪法学研究，实属难能可贵。所以，他反对暴力和阴谋，呼吁言论自由、容忍和个性，其思想特色是站在国家的对立面，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研究国家与工会、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29]他特别重视通过脚踏实地的制度建设，来逐步完善中国宪政：首先，他特别重视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强作用。

首先，美国人受自然法学派的影响，将自然权利列入宪法中，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权利法案。[17]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龚祥瑞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其时代局限性，因为人与人在法律上也存在着权利的区别，同时国家与个人也不可能处于同一平等的位置上。[27] 龚祥瑞：《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载《法学》1989年第4期，第7页。在龚祥瑞的学生中，有国家总理李克强，法学家姜明安、陈兴良、王绍光、熊文钊，著名律师陈有西等。还必须指出，比较宪法也不是王世杰的创作，而是法国人爱斯曼著作的翻版。

戴克光、龚祥瑞、芮沐等教授还指出，钱端升之所以站在右派反党立场上，从他的历史上和思想根源上看，是毫不奇怪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你们可以举把火把我的书烧成灰，但我自信，它的浓烟烈火将化为下一代人的法学之光（参见自传的书舌部分）。

他既是中国宪法学说史上的普罗米修斯，也是中国宪政的追梦人。三条轨道都是公法观念的体现，公法观念的确立，实有待于绝对权力观念的取消而代之以政治科学的探讨。

国家使用强制的权力来对付少数人，强制对于不法分子来说是必要的。作为中国较早从事行政法研究的学者，在《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中，他详细阐述了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实施。

[4]这种把基本权利作为根本规范和公法价值核心的观念，也成为龚祥瑞宪政思想的重要底色。他认为，法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美国宪法是先假定权利的存在，而后禁止政府的侵害。[6] 参见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页。

他提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应从群众的疾苦出发去探求救济方法。而司法机关不论是解决行政机关的权限纠纷，还是解决公民之间的争端，实际都有立法性质

前文分析的一些程序正当性司法审查的主要原则与判断标准也只是一般性概括与归纳，如何更好地把握行政程序正当性司法审查的强度和限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法官在个案中作出全面的考量和权衡。四是改进裁判文书制作和案件监督评查工作。

其次，从体系结构上看，滥用职权与其他可撤销的行政行为的适用情形和审查标准并不一致，不能笼统地以合法性审查囊括。包括政府信息依法向不特定公众公开（主动公开及应申请公开）以及行政程序中向特定当事人的公开（如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允许其阅览卷宗等），并尽可能接受社会监督，尊重当事人程序性权利（如阅卷权、调查权、要求听证权等），决定应说明理由等。